很少人爭論在社會上 1%的富人是否存在。不難想像，除了經濟上的成功，這些富人還獲得幸福和健康。安格斯·迪顿爵士有更深的了解。他能解答近乎哲學的問題，但對貧困和幸福的研究則很大程度基於經濟學的觀點。
他坚定认為，捐助国不能脱离国内关注而发挥对外援助的作用；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就不算是真正的世界银行；一个国家即使取得经济增长，大多数民眾仍可以营养不良。
看迪頓的著作時，有三個字格外搶眼：The Great Escape。這可能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亦可成為我們的行動目標，讓每個國家的人實現幸福和繁榮的夢想。迪頓是一名蘇格蘭移民，他的領結在一身西裝中最為搶眼。他在窮困環境中成長，很快明白教育和勤奮工作是力爭上游的關鍵，亦可望為每個人帶來更富裕的生活。
迪顿的经济分析观点源於他的背景。但他在事业上的研究则别树一格。他的文章影响深远，诺贝尔奖委员会高度评价他提出的每项研究成果，最终给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為他的终身成就奖。
安格斯·迪顿爵士
诺贝尔经济学奖，2015年
摘要
摘要
出生：1945 年出生於蘇格蘭愛丁堡
研究领域：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获奖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分析
个人特点：色彩鲜艷的领结
口音：在学校因有苏格兰口音而被嘲笑
嗜好：阅读
富人应与穷人分享吗？
富人应与穷人分享吗？
通往他白色木屋住所的那條街道，就像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 的畫作呈現眼前一樣。灑水器向著修剪整齊的草坪灌溉，孩童在車道上打籃球，而小松鼠則避開巨大的球場。如果美國夢還存在，正是這裡。透過他客廳的窗戶，您可聽到這位經濟學家在彈奏他的三角鋼琴，那是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但迪頓並不認為他的富裕是理所當然，他成功來到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奮鬥史相當漫長。
他说:「我们很难改变过度简化的观点，即如果您很穷，而我很富有，我给你金钱就能让你过得更好。这对国家层面不起作用。」
在一场关於对外援助、全球化和独裁统治的深入对话中，迪顿指出如果美国国际开发署或世界银行向某个理应获得援助的国家提供捐款，在他看来，只是向一个破碎的系统注入资金。他认為当获得外国捐款后，政府将向捐助国负责，而不是该国家。结果，这会改变有关政府的运作，最终扼杀应有的发展。
对外援助是无底深潭吗？
对外经济援助有用吗？
对外经济援助有用吗？
「假設你住在一個小村莊，有人搬進隔壁。」他說。「那人是奇怪邪教的教徒，有奇怪的宗教信仰，例如他視妻子為奴隸。那妻子很可憐，含辛茹苦。因此，你希望做一些事，改善那婦女的生活，對吧？對外援助就像把錢給予她丈夫。這樣難以有任何幫助，原因是問題在於那個可憐的人，即這例子中的妻子，她受制於與某人的強權關係，而對方並不希望她好過。我認為: 「將很多國家的窮人想像成受制於這種強權關係的人」是很好的比喻。
我们如何衡量贫穷？
我们如何衡量贫穷？
贫穷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纯粹缺乏资金或投资的问题。例如，印度的经济正高速增长，但对迪顿来说，这并不表示该国正在改善民眾的生活。
「您可以有很多钱，但健康很差，认為自己很贫穷。」他说。「印度儿童营养不良，但民眾的收入和消费却在增长。」
正如迪頓在童年時期目睹的情況，收入少並不一定代表貧窮。「在我成長的年代，我們的環境不是很富裕。」他回憶道。「但我不認為我覺得自己很窮。我們沒有車，但我們可以渡假、沒有住在可怕的貧民窟，而是住在愛丁堡一個非常優美的地區。在 60 年代的英國，不是很多孩子能上大學。」
我们如何衡量贫穷？
人们需要什麼才能快乐？
人们需要什麼才能快乐？
迪顿坐在客厅的椅子上，室内散发着欧陆时尚气息。表面上看，家居佈置展现一般的富裕景象。四周都是珍贵的古董，但他将快乐描述為复杂的问题。「我的人生遇过很多快乐的事吗？对的。」他说。「我的人生遇过很多难过的事吗？对的。我的人生遇过很多悲哀的事吗？对的。所以我认為美好的人生，实际上既有很多不如意，亦有很多快乐。」
迪顿的父亲一生充满艰辛，成為了迪顿个人价值观的基石。除此之外，迪顿一生还遇见过很多感动他的人。他可能会谈到卢旺达的人，或他曾遇见小时候没鞋穿而现在成為了富豪的中国人。童话故事？不，但证明脱贫是可能的。「很多人成功脱贫，」迪顿解释说，但他坚定认為若要帮助社会改变，就不能单靠一个人要改变。
最大的悲剧是世界还有很多人仍然极度贫困。所以问题是该做什麼？应该由谁来做？
对外援助如何发挥作用？
对外援助如何发挥作用？
迪顿问道，富裕国家何时应停止向贫穷国家提供损款，又如何能展开投资造福所有人？到底是否存在一种无私而有用，能為每个人带来福祉的援助？
醫療似乎是明顯例子，但亦顯示各國如何優先看待自己國民的健康，原因是資金多用於研究影響特定人群的疾病上。他認為: 「例如比起真正影響美國人的癌症或心臟病研究，美國並沒有投入大量資金研究瘧疾。」
他亦举出一个例子，确实说明富裕国家在援助上并非完全失败。全球爱滋病危机促使援助资金投入开发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以帮助爱滋病毒呈阳性的患者。国际社会可向这些过去的成功经验学习，并在类似情况下仿效。
我们应否提供免费国际医疗保健吗？
极端主义是否迫使我们发展出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形式？
极端主义是否迫使我们发展出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形式？
当某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停滞，而不平等加剧，就会让人感到被遗忘。民眾会化愤怒為动力，去争取另一种政治局面，而民愤最终往往对人类造成伤害。无论是右翼的排他主义，或是左翼激进主义，都会演变為最残酷形式恐怖主义，结果都会对所有人造成影响。
因此，像迪顿这样的经济学家提醒我们，考虑自己以外还要考虑其他人。他提醒我们，人类没有什麼普世通用的理想主义，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和平与关爱这理想。我们必须要足够包容，关注那些愤世嫉俗之人的需求，并想方法令他们改变这些感受。
「相比我在美国看到的情况，我们应对那些被遗忘而面对困境的人给予更多同情。」他说。
对於有些人，我们可能真的不认同他们的看法，而且认為很多方面他们应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但他们有真正的困难和不满。他们有一段很长时间面对着困境。我认為必须停止这种情况。
让美国再次强大？迪顿犹豫一下，显得忧心忡忡。「我寧愿现时的政制再次為那些被遗忘的人服务，而不是尝试全新的政治形式。」对迪顿来说，不仅美国如此，欧洲亦如此。「我不知道什麼是全新政治形式，法西斯独裁在我看来，并不是令人嚮往的新政治形式。」他若有所思地说。
為什麼不平等会导致法西斯主义？
人人都可过丰盛的生活吗？
人人都可过丰盛的生活吗？
迪頓作為經濟學家，與別不同，他是少數並非因某項特定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獎者之一。2015 年，他廣泛的研究題目帶來對消費、貧困和福利的全新理解。然而，他獲獎的同時亦需要付出代價。迪頓承認他做不到自己期望的好父親，他經常因為沒有足夠時間陪伴子女而感到內疚。他說，豐盛的人生伴隨各種情緒和爭扎，而這類情緒存在於社會每個階層。
我們可能有很多需要憂慮的因素。不過，迪頓每次談話都會在結束前為大家留下發人深省的觀點。「我父親在 1918 年生於英格蘭的礦村，鑑於現時的科技進步，他的曾孫兒女可能在 100 年後還活著。」他說。「這對我們一家來說是很大程度的脫貧：通過教育、通過移民、通過努力工作，才得以實現。」
我們真的比祖輩有更多機會獲得更佳的健康和幸福嗎？沒有人確實知道。不過，我們確實有多元廣泛的成功機會。當迪頓回到家中的辦公室，亦是時候離開「美國夢大道 (American Dream Avenue)」。現在是準備回去努力工作的時候，這個世界不會自救。
精英比普通人更快乐吗？
為何各国必须找到更好的经济增长方式？
聽聽米高·斯彭斯（Michael Spence）的想法，了解各國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產生長期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