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及经济增长：要求政府承担责任
气候行动的出现成為要求政府对其气候行动承诺负责的方法。年轻一代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会否获得认真对待?政府会否摆脱只顾经济增长的宣扬？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宾治·霍姆斯特龙（Bengt Holmstr?m）稱氣候行動為一個世代的運動，並跟反越戰和反蘇聯佔領捷克的示威相提並論。他說：「我認為這對當時社會如何轉變有龐大影響，个人亦可以产生莫大影响力。」
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發起的「Fridays for Future」運動，證明她這一代人可以直言反對不公。然而，面對數百萬人遊行要求他們的政府承擔責任，政府仍需以明確的行動回應。
个人亦可以产生莫大影响力。
霍姆斯特龙认為过度承诺有时效果甚微。「我喜欢由小处着手以证明其效果。试试可见成效的事情，然后将之扩大。」
他說他希望看到歐洲和美國特別為此制定具體計劃而非僅作出含糊的承諾。他說：「對，我們可以制定2050 年碳中和目標並應該可達到，但我十分擔心如果目標定得久遠，人們可能只想到說：『好的，現在說出目標，到時候它自然會達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Jean Tirole）說碳定價實施受到阻礙是政治性問題而非構思複雜。「計劃受阻部分原因是政治性，這是因為我們知道如何去解決 — 因為在過去我們非常妥善解決了其他環境問題。你只須為事物定價。」
以减轻全球贫穷研究而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麦可·克雷默（Michael Kremer）認為採取行動的責任亦必須按比例分擔。他指出：「我們已看見氣候變化，當中有些是無可避免的，我們必須協助人們應對。我們身處富裕國家，有各種方法可以應對。雖非完美，但我們仍可獲得一些保護。而在發展中國家，方法往往非常少。」
他认為应该运用个人力量和财富要求政府承担责任。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没有这种能力，但却不成比例地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梯若尔说关键在於教育。「除非具备了相关知识，否则民主无法运作。正因如此，我们不单止有责任跟专家分享见解，还要跟大眾传递知识。」
我们不单止有责任跟专家分享见解，还要跟大眾传递知识。
梯若尔说：「我们对未来世代的人很自私。他们不能投票，所以他们不重要。这种想法糟透了。阅读2015年《巴黎协定》，你会发现它跟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写的协定非常相似。我们已知之甚久但却无动於衷。」
前沿的经济学家同意基於世界现状，实在难以作出更大的行动承诺。米高·斯彭斯（Michael Spence）說：「民族主義不斷興起; 但我認為這並不使我們無法做到目標，只是它拖慢進程。我視之為一場經濟增長與改變增長模式以減少碳儲量的競賽。現時，我不認為我們勝出競賽。」
民主对解决气候危机十分关键。公民应该向作出含糊应许和承诺的政治家问责。梯若尔说，关心地球未来的公民需要选出能够改变而不是否定气候变化的代表。「但愿我们会有更多合理的管理体制想要处理气候问题。」
宾治·霍姆斯特龙表示氣候運動正令事情朝正確方向發展。「年輕一代會擔當重大角色，因為他們可以全力爭取，這是他們未來。」
挪威經濟學家芬恩·基特兰（Finn Kydland）表示僅依賴政府解決問題並不切實際。他說：「我對政治家不太樂觀。」不過，他相信是有方法的，並以他的祖國為例。 儘管挪威當地有化石燃料生產業，政治家依然選用政策鼓勵人們不使用。
政府提供电动车购买津贴，并於城市设立电动车专用行车线。「车价优惠和更快到达目的地的便利性结合令电动车快速普及。」
我真的不认同那些「地球已完蛋」的说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爵士?(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 提醒我們，氣候問題最終不受國際邊界限制。他說：「各國必須明白，當他們做的事情影響到他人呼吸的空氣、環境和福祉時，他們必須為此負責。」他表示我們應保持樂觀，不應過份批判。「我真的不認同那些『地球已完蛋，多想無用』的說法。」